王充主張疾虛妄，是要針對當時兩漢充斥著讖緯迷信的文風而發。他在【論衡．藝增】多番引用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等文字，說明這些文字含誇飾成份，沒有做到“求真”的旨向。
《詩經．小雅．鴻雁》：“詩云，鶴鳴九皋，聲聞於天。……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。”
這段大意是說白鶴在九折迴旋的的川澤中啼鳴，聲音能達天，用來比喻君子修德養性於窮鄉僻壤，其名聲仍然可以傳達到朝廷而被發現、被重用。要說聲聞高遠是可以的，說聲聞直達於天就誇張了。王充說，鶴在雲間啼鳴，人聞其聲而仰視之，親眼看到鶴的身形。耳聞其聲，則目見其形了。耳目聞見的距離不過十里，假使鶴參大而鳴，人在地上就聽不到了。這裡王充認為詩人主觀地臆測，只是為了比況某種人情事理，有目的地誇張加以宣揚罷了。
《詩經．大雅．蕩．雲漢》：“維周黎民，靡有子遺。”
這是說周宣王時期，遭逢大旱之災，詩人傷感於大旱之災和人民的苦痛，說當時沒有一個不悲痛交加，旱災厲害，這是事實。但說沒有一個人活下來，那就誇大其辭，這只是表達旱災的嚴重。王充認為這是誇張失實，是因為那些富有人家根本不受旱災影響，猶如地上的水不會淹到山陵一樣，只是貧窮人受難罷了，故說“靡有子遺”，是不恰當的。
《尚書．西伯勘黎》：“祖伊諫紂曰：今我民罔不欲喪。罔，無也，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。”
這段意思是，祖伊諫紂王說，現在老伯姓沒有一個不希望你滅亡的，王充認為說天下百姓希望紂王滅亡，是可能的，說沒有一個不希望，則是誇大。因為紂王雖可惡，但百姓受其恩典不止
《尚書．武成》：“言血流浮杵，亦太過焉。死者血流，安能浮杵？”
賢人聖人出言吐語有所誇張，對別人來說有他特定的目的，對自己來說未必不明白事實如何。像武成篇，《武成篇》，說周武王伐紂“血流浮杵”。王充認為血流浮杵說得過份了，即使死者血流，但其時值乾旱，又怎能浮起杵來？又士卒都帶足夠的糧食，不需要杵臼，又哪來杵可浮？其實詩人只是想表達兵器損耗和士卒傷亡慘重，所以說“浮杵”。[1]
王充的【論衡．藝增】主要闡述了“疾虛妄”和“誇飾”的思想。他認為世俗所犯的毛病，在於誇張失實，經藝中有“增過其實”的就是虛妄之言。他認為，文學有它的功用，可以勸善懲惡，明辨是非，使人民歸於誠實。所以文學所載的事，所傳的人，就必須真實。惟其真實，才能令人信服而收到應有的效果。
王充不能忍觀這種“虛妄顯於真，實誠亂虛偽，世人不悟，是非不定，紫朱雜，瓦玉集糅”的現像，因此挺身而出，和“虛妄”戰鬥。他寫論衡的動機也是如此，“《論衡》之造也，起眾書並失實，虛妄之言勝真美也。故虛妄不言不黜，則華文不見息，華文放流，則實事不見用。故《論衡》者，所以銓輕重之言，立真偽之平，非苟調文飾辭，為為偉之觀也。”“一言以蔽之，曰：疾虛妄。”所以為了扭轉虛妄不實之風，為了使文學撇下“誇張”的元素，故王充欲透過《論衡》諸篇來矯正為文者的誇張寫作手法。
[1] 《評析本～論衡》p.149
論王充之誇飾的看法
王充提出的，是文學理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，即真實性問題。他要求作者在文章中，既要真實地反映外界客觀事物，同時又要真實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感情。
在王充的年代，迷信讖緯之學盛行，針對此情況，提出“求真”、“疾虛妄”等理論是正確的。然而，他並不了解文學作為藝術是需要誇張，將虛構誇張之言與虛妄之言混淆，像神話傳說和文學在描寫上的誇張，視為虛妄，加以批評，這就太過片面了。
為文學，要有強化表達的效果，藝術手法或修辭上的誇張不但是容許，而且是必要的；當然，誇張的目的是要更真實地表現客觀事物，因此誇張就必須不違背誠實的原則，誇張失實是應避免的。
我認為，誇張是文學的一種表現手法，作者對客觀事物的描寫如果用質直的手法，則往往不能把事物生動的形態表現出來，這樣便變得索然無味，所以不能不運用誇飾。就好像杜甫寫楓林的美麗，“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”。二月花開得非常鮮艷，然而楓葉比它更紅，不是更能呈現它的美嗎？
李白描寫燕山的雪花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軒轅台。”使人感到燕山大片大片的雪花，從高空下墜，形容生動非常。又如：寫黃河之水從高處瀉下：“黃河之水天上來”、“黃河如絲天際來”，不這樣描寫，實難以顯出其氣勢。描寫遙望長江的景像：“登高壯觀天地問，大江茫茫去不還。黃雲萬里動聲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。”這些都是寫得有聲有色，可知文學之所以運用誇飾，是要加強事物的形象性，增強感染的作用。
綜合來說，「誇飾」的手法在文學創作上是絕對容許，但不能無的放矢地浮誇亂描，最好做到《文心雕龍．誇飾》所說，“誇而有節，飾而不誣”。
